近年来,高竞争、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促使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增长,进而也激发了许多问题相继出现。
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成为了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已成为大学生主要的心理问题之一。社交焦虑不但会造成社会关系的困难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并且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会产生相应地威胁。
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症状普遍存在,而且高社交焦虑的人数更多,焦虑的发生率为38.52%,且城镇大学生更为突出。
在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中,社会交往问题首居其中,毕业生在找工作就业签约时,近70%的学生均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信心不足。
有关研究指出,存在社交焦虑的个人对其人际关系十分敏感,他们极力避免直接去面对面地与人来往,在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十分重视自己的人际交往,他们希望能够依靠个人的魅力和自己的努力来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
正是因为过于看重社会交往,比如与陌生人交谈会表现出羞怯脸红;在个人生活、学习当中的困难也不愿开口寻求帮助;参与社交活动时不能够及时融入大家,在一旁默默不语等等。
这不但会给个人将来的学业、人际交往、就业、生活质量、婚恋等方面带来各种负面影响,更严重的话,还会造成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某些功能被损害,存而增加了社交焦虑患者自杀的危险,而共病的出现同样也会导致患者更严重的性能损害。
因此,研究分析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的相关成因,并提出有效的缓解方法和预防措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是尤为迫切。
研究将以大学生为被试,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角度出发,讨论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途径。
为从事心理教育的工作者提供数据支持和实践依据,同时,为大学生社交焦虑情绪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启发,降低由于社交焦虑给大学生学业和生活带来的不便。
首先,我们对大学生在家庭功能量表各因子和社交焦虑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大学生家庭功能各因子得分和社交焦虑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即家庭功能会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程度,大学生家庭功能越不健康,社交焦虑越严重;反之,大学生家庭功能越健全,其体验到的社交焦虑就越少。
其次,我们对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频率和社交焦虑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得分与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大学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越高,其社交焦虑的得分越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频率越高,其社交焦虑的得分越高。
最后,我们通过建立中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的得分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
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策略在大学生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角色、情感反应、行为控制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在情感介入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表达抑制策略在大学生家庭功能的情感反应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之前有研究发现,个人情绪调节策略和父母的行为及养育模式是彼此影响的,家庭功能健全能够培养出个体良好的情绪功能,拥有良好积极情绪功能的个体会对他人表现出更少的敌意,从而能更积极的去解决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和冲突。
大量研究证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有效地调节情绪,因此,个体使用何种情绪调节策略亦会影响其社交焦虑的程度。
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的均存在中介作用。
研究已证明,父母在家庭中对待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会影响家庭情绪氛围,进而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
说明,个体家庭功能的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到其对负性情绪事件重新评价的倾向性,倾向性程度不同,对情绪事件进行合理化的积极性也不同,进而影响到个体社交焦虑的程度。
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已经被证实且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会预测个体的社交焦虑焦虑,因此,个体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来改变家庭功能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通过研究一和研究二,我们都得到了大学生家庭功能各维度得分和社交焦虑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家庭功能越不健康,社交焦虑越严重。
对于长期在外求学的大学生而言,由于父母或大学生自身不能及时随着家庭成员的变化调整沟通和情感表达模式,致使亲子之间不和谐的沟通和情感反应,以及夫妻间对于孩子问题的不良沟通模式等,都会加剧大学生家庭功能不健全的程度。
研究一的结果还表明,大学生家庭功能对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程度与其家庭功能有关。
之前有研究者发现,在形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合理的情绪表达和体验对个体的社交关系形成有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二在研究一结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对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探讨,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频率和大学生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频率和大学生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当个体面临让人产生厌恶、焦虑、愤怒、悲伤等负性情绪的事件时,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大学生,更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对负性事件重新进行积极的评估。
因此,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大学生与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大学生相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
另外,研究二还发现,家庭功能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策略来影响个体的社交焦虑,并且不健康的家庭功能会损害个体运用认知重评来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从而导致个体社交焦虑程度加重。
在现实的生活中,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缺失,而个体会习得家庭的这种沟通模式,并体现在日后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然而交往技能的缺失会使成年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产生人际沟通障碍。
所以,家庭功能对社交焦虑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大学生正处在求学的关键时期,无论是通过家庭情绪氛围的感染,还是父母的榜样示范和情绪指导等,父母对子女的倾听、接纳、关怀与支持都对个体的焦虑有预测作用。
另外,研究还发现,表达抑制策略在大学生社交焦虑和家庭功能的情感反应和总的功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高社交焦虑个体更倾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
一般来说,高特质焦虑者喜欢采用回避式的应对策略,而低特质焦虑者更倾向以问题解决的方式去选择策略,如果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更多的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可能会阻碍其社会功能的发展导致社交焦虑程度的增加。
若能更多的使用健康、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策略,则有助于个体转变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减少其不良的情绪体验,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进行合理的情绪表达。
进而降低社交焦虑带来的危害,发展出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社会功能,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的研究对象都是健康群体,缺少对一些特殊群体(如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可考虑在特殊人群中展开。
其次,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对被试进行家庭功能、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交焦虑方面的追踪调查,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纵横交叉的研究方法,以期可以更加全面的反应大学生的情况。
最后,研究为描述性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但没有对以何种方法培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以何种方法提高大学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入一些干预研究,使研究的理论结果与实践生活相结合,促进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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