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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

我很乐意在这里告诉你们至今我已经持续了超过47年的婚姻生活!你们有些人可能会为我如此守旧而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不这么认为。

然而，海伦和我常常为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仍然如此丰富多彩而深感惊讶，我们在想自己为何如此幸运。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愿意尽可能客观地说出我们的婚姻史。也许你们能从我的叙述中获得启发。

我们的大部分初中生活都是在芝加哥郊区的一个街区里度过的。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人，不过她的朋友比我多。13岁时我搬走了，但我不记得离开她时有任何特殊感受，我们也没有再联系。

进人大学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她也选择了同一所学校，不过兴趣与我截然不同。她是我在大学里约会的第一个女孩，主要是因为我很害羞，不敢约会陌生人。但是随着我约会其他女孩子，我开始欣赏她身上吸引我的许多特点——她的温柔、坦白、有思想——不是一种耀眼的学术光芒，而是对真实问题的开放思维态度，而我则对学术问题更感兴趣。

我还记得自己有时在参加社会团体活动时为她缺乏学术常识而感到羞愧。我们的友谊日益加深。我们一起去郊游、野餐，我向她介绍自己深爱的大自然世界，而她则教我跳舞，有时甚至是如何在社交活动中获得快乐。我对她的感情越来越不能自拔。她喜欢我，但却不能完全肯定是否想嫁给我。

随后，由于诸多原因，我离开了大学一年，但一直在给她写信，一封比一封热烈。当我重新回到校园时，她已找了一份商业艺术家的工作，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分隔两地。但是最后她终于答应嫁给我。她告诉我她已经能肯定对我的爱并愿意嫁给我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搭乘又脏又挤的火车连夜赶回学校上课，但我对此毫不在乎。我已经飞上了天堂，在云中漫步。“她爱我!她爱我!”那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高峰体验。

婚前我们仍然还有22个月处于两地相思中，于是写了许多信(现在可能就是电话了)。幸运的是，在大学最后两年我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足够在继续攻读硕士前结婚用了。

双方父母赞成我们恋爱，却不同意结婚。在完成学业前就结婚!我怎么养活她?闻所未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结婚了(22岁时)并一起攻读硕士。现在回头看看，这是我们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我们两人在性方面都毫无经验，极其天真(虽然我们自认为已经很老练了)。但是我们度过了几个月的快乐浪漫时光，搬到离父母家1000英里远的地方(太妙的主意了!)，在纽约找到了世界上最小的公寓，自己进行了布置，并彼此深深相爱。

我们决定一起到纽约去，这样可以共同成长。海伦选修了一些我的课程，而我则向她学习艺术。我们一起讨论都很喜欢却没钱买的书、没钱看的演出。我们在各自的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她有一份兼职，而我一般周末去打工，不过我们仍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学会分享观点、兴趣和感受——除了一点以外的所有方面。

我开始隐约感到，虽然性关系对我很重要，对她却并非如此。但是，我意识到自己对她的话并没有弄懂多少。“噢，今晚不行”；“我太累了”；“下一次吧”。毫无疑问，这种状况会导致危机。

正在此时运气帮助了我们，尽管像大多数好运一样，你要善于利用它。在研究生院里我听说一位心理治疗师G．V．汉密尔顿博士(G．V．}tamilton)需要一些已婚的青年男性来完成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可能是因为有报酬才使我如此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实际上该研究是金西(Kinsey)研究中的一项更个人化的先行研究，做得很好虽然并不广为人知。

我到汶密尔顿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了两三次历时很长的会谈。他很平静、轻松地询问我有关性发展和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于是我渐渐发现自己几乎也可以同样轻松地交谈了。

我开始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我连自己的妻子是否曾有过性高潮都不知道。她常常看上去为我们的关系感到满意，于是我就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可能无法谈论的私生活也能轻松、自由地谈论。

于是问题出现了——我能把这些转换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吗?我开始了令人害怕的交谈——真正的交谈——与海伦谈论我们的性关系。它令人害怕，因为每个问题、每个回答都使一方特别敏感——对于攻击、指责、嘲笑和拒绝。

但是我们安然度过了!双方都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对方在性生活中的需要、禁忌、满意和不满。最初只是使彼此更加体贴、理解，促进了关系，渐渐地她不仅出现了性高潮而且我们的性关系也更加充实、长久、美满和丰富——我们可以谈论出现的任何新问题。

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毫无疑问它把我们从可能使彼此分离的深深的疏远感中拯救了出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不可能向对方展露的事情也是能够展露的，你必须隐藏在自己心里的问题也是可以分享的。许多时候我们都暂时忘记了这一点，但在危急时刻总能想起它。

当然我不会在这里回忆我们所有的婚姻历程。有时我们彼此间显得更为疏远，而有时则更亲近。我们也曾出现过真正的紧张、无谓的争吵、烦扰和痛苦——虽然我们并没有动起手来——有时也会彼此表现出极大的爱和支持。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分享。没有一方会过于沉溺于自己的生活和活动而没有时间与对方分享。

我们两人有时都会出现一种让人烦恼的行为，不过我比海伦多得多。当夫妻一方在社交或公共场合贬损嘲笑另一方时，虽然几乎总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麻烦却随之产生了。我在自己的行为中想不起来这样一个具体例子，这一定是自我防御的表现，所以这里我会以近来到我家做客的一对夫妇为例。我们正在谈论喝酒时丈夫说：“轻浮”，“当然，我的妻子总是喝得太多。”妻子生气了，因为她认为这不是事实，也讨厌在公共场合遭到指责。

丈夫回答说：“噢，我不过是在开玩笑。”我也曾总是做出这样的事，而海伦在我们到家后也一定会为此责怪我。我已经认识到这是什么了——一种懦弱的逃避。如果我对她的某些行为不满，那么我会更愿意拿出勇气在我们单独相处时告诉她，而不是“开玩笑”式地在社交场合让她难堪。通过类似的方式我在早期婚姻中了解到，我们家庭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冷嘲热讽、不断向对方抛出的语言攻击对她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这是她无法忍受的。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从我身上也一样)。

我们从未达成一致的一个问题是，占有是否是美满婚姻的一个要素。我说不是，她说是。我曾对另一位女性产生了好感，但在我心里并没有因为这种好感而排斥海伦，而是对她的爱之外的一种爱。但是海伦根本不这样认为，并且感到很不安。

这倒不是多强的嫉妒，而是一种对我的深深愤怒，她把这种感情转向了内心，感到自己被“冷落一旁”。在此我要感谢已长大成人的女儿帮助海伦认识到了她的真正情感并在我们之间重新建立了沟通。当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真正的感受时，问题就可能解决了，我和海伦与这位曾对她造成巨大威胁的女士都成了好朋友。顺便提一句，在一些重要时刻，儿子和女儿都给予了我们两人极大的帮助，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经验。

我想我们彼此都在对方处于痛苦或折磨之中时坚定地站在了对方的身边。我将给出两个事例来说明她是如何支持我，以及一个事例来说明我知道她也感到了我就在她的身边。

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在我40多岁时，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完全没有性欲——对任何人都如此。没有找到任何医学上的原因。海伦坚信我会重新恢复正常，在我处于困境时与我站在一起。

当然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心理上的原因，但就我看来没有一个是对的。它对我仍然是个谜。但是她默默的、持续的爱给了我巨大力量，而这也可能是我能得到的最好治疗。无论如何，我在性功能上逐渐恢复了正常。

一个更严峻的危机则出现在我与一个患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女孩的治疗关系中。我对她进行了极长时间的治疗，而效果却不好。这个故事来话长，但我只想说的是部分因为我下定决心要帮助她，所以我无法将“自我”与她分离开来。事实上我迷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的界限。同事们的帮助也无济于事，我开始相信(而且我想是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正在丧失理智。

有天早晨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个钟头左右我开始感到惶恐不安。我走回家并告诉海伦：“我必须离开这儿!远远的!”她当然对我正在做的工作有些了解，但是她的回答抚慰了我的心灵。

她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出发。”在电话通知一些同事接手我的工作并匆忙收拾了一下后，2小时内我们就上路了，6个多星期后才回来。我上下浮沉，内心挣扎。回来后我接受了一位同事的治疗，获得了极大帮助。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期间海伦一直都相信这种心理状态最终会过去，而我也没有丧失理智，并且她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关心。噢!这是我表达感激之情的唯一方式。我说她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我身边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努力在她处于各种痛苦折磨之中时站在她的身边。

海伦的母亲年纪大了以后中了几次风。很不幸(但并不少见)，这使她的人格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来的她热情、和蔼、聪慧，现在却变得挑剔、多疑，有时还恶意伤人。这让她的女儿们很难接受，尤其是海伦。

她与母亲以前是那么亲密，而来自母亲的心理伤害使她感到特别压抑和难受。她的母亲变得令人无法相处但又不能独自生活。这时艰难的抉择出现了——把她从公寓接出来，送到看护所(最好的地方都很荒凉)，面对她不再是以前的她这一事实。海伦为自己对母亲所做的感到十分内疚，而她的母亲很精明地知道如何加深这种罪恶感。在6年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一直都站在她的身边。

她无能为力，除了为每周看望母亲两次而感到受伤、内疚和不安。我在让她体验这些情感的同时，也让她知道我认为自责是不对的而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相信她在最痛苦和复杂的情况下尽了一个人所能尽的最大努力。我知道有我在身旁给了她力量和帮助。我们当医生的儿子也给了她极大帮助，使她明白母亲在身体和心理上所发生的恶化，而且母亲的抱怨也不能从表面上来理解。

回顾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我认为有些因素很重要，尽管我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

我们来自相同的团体，拥有相似的背景和价值观。

我们彼此互补。有人曾提出在各种婚姻类型中，有两种存在于一个连续体的相反两端。一种是“齿轮式”婚姻，双方彼此弥补对方的不足，他们吻合得很好，有时天衣无缝。另一种是冲突式婚姻，这种婚姻的成功依靠夫妻双方不断地、富有建设性地去努力解决许多冲突，否则他们的婚姻就可能遭到破坏。

我们的婚姻有点像处于这一连续体的中间，不过略微更靠近“齿轮式”婚姻。我是一个比较害羞、性格孤僻的人，而海伦则在社交中更自然更适应。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比较坚持不懈，而她会提议：“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或那个?”“我们为什么不去旅行?”我勉强同意了，但是一旦做起来我更富有冒险性和孩子气，而她则更稳健。我是一个治疗师，对研究感兴趣；她是一个艺术家和有计划父母运动(the planned—parenthood movement)的终身工作者。

我们都有机会从对方感兴趣的领域学到许多东西。我们也能够建设性地处理彼此间的大多数冲突和困难。

因此，在拥有共同生活的同时，我们总是拥有各自独立的生活和兴趣。所以我们从未直接竞争过。当我们接近这种情况时，它会使人不舒服。当我画起画来并完成了一两幅还算不错的作品时，她会感到不安。

当我看到她对别人的帮助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时，我承认自己的反应是：“天呐!她比我强!”但是这些嫉妒和竞争几乎不重要。

在另一方面我们令人惊讶地保持着一致，那就是欣赏眼光。从结婚之初我们就发现，如果要挑选一件家具、一辆汽车、一份礼物，甚至是一件衣服时，我们都会选择同一件东西。有时我会说：“好了，我已经做出决定了，让我看看你的选择是什么。”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她的选择也就是我的选择。我不想解释这一点，我只是把它说出来。

当孩子们还年幼时，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我那时作为一个父亲，很奇怪的是在那些日子里更关心他们是否打扰了我，而不关心他们所做的是否有利于成长。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也能与她一样与孩子们充分交流了，有时还比她交流得更好。

也许这已经足以说明我们在许多方面是彼此互补的。但是这种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过去常常是我读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近年来，由于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她读的东西比我多了，我依靠她告诉我发生的许多事情。

我们一起度过了疾病和手术期，但由于从来没有同时生病过，所以一方可以照顾另一方度过困难时期。总的来说，虽然老年人的问题偶尔会袭击我们，但我们还算身体健康。

大卫·弗洛斯特(David Frost)在电视上给爱下了个定义，大致是这样的：“爱就是关心对方胜过关心自己。”我想该定义适合我们婚姻中所有最佳时刻。我认识到这也可以是爱的一个灾难性定义，如果它意味着一方完全不加思考地为对方而放弃自己。我们的婚姻并非如此。

我想我对我们的婚姻能做的最深刻陈述是——我无法对它做出恰当的解释——我们总是希望对方能够获得成长。作为个体，我们获得了成长，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共同成长起来。

最后一段是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已经活到了圣经所说的“七十岁”。(译者注：根据圣经，七十岁是人生的理想寿数。)我们曾分享过如此多的生活、痛苦、挣扎和快乐，我们同样也符合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对爱的定义：“爱就是当你不用去把句子说完时。”

在某些事件和情境中，海伦会对我说：“你还记得当我们……?”我说：“当然。”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笑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双方都在想着同一次经验。当我们的性生活与二三十岁不再完全一样时，我们身体的亲近、“依偎”和性关系就有几分像一种和弦，它不仅自身很美，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弦外之音丰富了它，使它不再只是简单的和弦。简而言之，我们真是难以置信的幸运，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去维系这份幸运。

为了不让你们认为一切都是美满的，我应该补充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在各自的婚姻上充满挫折。因此，虽然我们共同培养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满意关系，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