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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对成功学娱乐式的解构，大众对于这种颇具传销洗脑属性的认知方式愈发警惕。在这个背景下，当“人生教练”（life coach）一词在去年受到热捧，这未免让人感到一丝惊奇。乍一看，这一颇有韵味的词语仿佛是成功学的又一变种，或是心灵鸡汤的“新瓶老酒”。但实际上，这却并不是本土的新创造。

作为一种职业，“人生教练”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在西方世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种至今热门的行业。在一家人生教练机构的宣传网页，这份工作被定义为“通过改善被教练者心智模式来发挥其潜能和提升效率的管理技术”，也即是说，人生教练通过自己专业知识，分析咨询者的境遇，激发潜能、提高工作效率，更好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从而提升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不过，即使在国内，人生教练也并非去年才出现的新鲜概念，中学与大专院校的“生涯指导”“择校指南”等，已经承担了相当程度人生教练的功能。并且，尽管各类机构不断强调自己与传统心理咨询的区别，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交叉点。但之所以能够在去年得到关注，恐怕与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背景不无关系：用网友的话说，人生教练实际是来治疗“精神内耗”的。而与之伴随着的，它不菲的价格也引起了不小争议——动辄一小时上千的咨询费用，让人直呼自己“不配精神内耗”。那么，人生教练到底管用吗，值不值得花如此大的价钱，让别人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呢？

人生教练：首先是行动的监督员

与人生教练相伴的，是名为“人生训练术”（life Coaching）的指导方法。这种个人自我提升方法已经在西方获得相当程度的应用，并在本世纪初就引发诸多研究。国外人生训练术基本已经被证明成功且有效，通过人生训练术，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人生教练到底要为咨询者提供怎样的服务。

一篇2003年悉尼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曾经为人生训练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训练者一开始需要建立一个目标，并且拿出一套相应的行动计划，继而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你需要有足够的自我反思能力来监视自己的行为，并且通过个人的洞察能力对近期表现进行评估。继而，改进不够理想的表现，保持那些好的表现，不断循环递归，最终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

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甚至在许多我们初高中生提高成绩的方法论里，就已经融入这种目标导向型模型：我预期把数学成绩提高到130分，我应该如何如何做……但有趣的是，模型中提到了两种能力，对于整个流程的顺利运转实际至关重要——自我反思力与洞察力。这需要执行者同时作为观察者，既能身处事中高效执行计划，又能身在事外深刻理解自己的处境。许多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就好像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能够自我制定计划提高成绩，他们需要老师的辅导与帮助。

而这，显然就是人生教练所发挥作用的时候。

电影《罗拉快跑》剧照。

另一篇悉尼大学的高被引论文则研究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生教练（professional coach）与彼此督促的同龄伙伴，也就是“业余人生教练”（peer coach）之间的差别。经过对照研究，他们发现经过专业人生教练陪伴后，他们确实更能达到期许的目标，有着更大的进步，并且更加能了解与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过，在心理的幸福感提升方面，两个组别并没有明显差别。这也就是说，人生教练实际作为一种外部的理性力量介入自己的行动之中，使行为更能够得到预期反馈。但他无法介入到实际的心灵之中，促使心灵状态发生变化，抑或发展。可以说，人生教练目前被证实的，更多是可以督促人们行为更高效。

《技术体系》，作者: [加]安德鲁·芬伯格，译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版本: 燧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年7月。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哲学中所谈的“行动悖论”，芬伯格在《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的第一章中，将此作为人类的本体缺陷。这种悖论来自与牛顿力学的对照。我们都知道，当物理层面人们进行一个行为并发出一个力后，会得到一个与之相反的作用力。这种因果反馈在日常生活中却失效了。在我们发出一个行动后，明明我们必将收获某种反馈，但这一反馈并不明显。于是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自主的（autonomous），独立于所处的世界。尤其在当下，被称为“不确定的时代”中，人们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迷茫与焦虑情绪，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努力必将有收获”的昂扬自信相比，“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会到来”，或许才是面对未来的主流所感。

我们与身处的世界愈加脱轨，在这时，渴望一个外部的、坚实的理性力量介入，提醒我们行动可能发生的影响，以及到底该如何行动，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刚需。人生教练似乎就是这一背景中的产物。

不过，“监督员”还不足以形容人生教练工作内容的全部，毕竟，人们能够采取行动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偏偏，许多人迷茫之处就在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生教练在发挥自己监视作用的同时，还要兼具心理咨询的作用，就好像他们宣称的，能够运用专业知识，答疑解惑，让人们找到自己的答案。问题是，这种外部的理性力量真的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吗？就好像有网友评论的，人生教练到底是帮我们解了惑，还是说，这只是我们花了高昂的费用，从而产生了“不愿意打水漂”的进步内驱力？换个角度而言，如果将自己完全的人生交付给一种外部的力量，我们似乎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所谓的“找到答案”，只是在某种戴着答疑面具下的被引导与被蒙骗。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又凭什么会认为别人更能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还是替自己选择？

私人经验并不为他人所知，这是一个强烈的诱惑。如果说心理咨询只是在观察病人过去的生活轨迹，通过交流与观察找到导致心理症结的要点，以此解开心里的“疙瘩”，这尚且符合人们的预期。但是，从言谈中提取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才能潜力与未来目标，并以之制定符合本人的计划，这就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也因此很容易和一些“洗脑术”“成功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得知他人的私人经验并非不可能——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一个人以怎样的方式感觉到痛（这是私人经验），但我们确实能知道别人“感到痛”（这是公共经验）。针对此设计了一个名为“箱子里的甲虫”的思想实验：

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都装着名为“甲虫”的东西。盒子里的东西只有每人自己看得到，并且大家都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甲虫”。那么，现在大家讨论甲虫，无论甲虫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蝈蝈、瓢虫还是天牛，甚至里面是空的——都不影响大家的讨论。也就是说，如果“甲虫”只是用来被指称盒子里的东西，那么里面到底是什么，实际无关紧要。

甲虫实验重在说明一个前提：对于盒子里的东西，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私人经验来判断自己看到的是甲虫，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甲虫，却对于公共谈论来说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到底是否存在私人经验，对于谈论来说，是不相关的。我们在讨论语言对于对象的指称时，实际讨论的是用法，而非对象本身，只要同处于一个用法系统，我们就能够共享一些公共的东西。所以，这就为别人能够了解自己，留下了极大的余地。

电影《罗拉快跑》剧照。

当然，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只是“经验”，而不是“规划”。了解他人的过往，以及从中形成的人格特质虽然可能，那么代替别人筹划未来，是否有合理性呢？答案也是有的，它来自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主体产生的一系列能动的行为，必须不仅包含主体“故意”为之，而且还要包含主体的“意图”，也就是对这一行为后果与意义的理解。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发生在行动之前，而是发生在行动之后。行动的意义永远是事后的追溯与指认，而不是对意义先前的筹划。比如我们常问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西方诞生了科技革命而中国没有？这一问题的陷阱就在于，实际是“西方先发生的科技革命而中国没发生”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才对这一事件的意义进行追问，而不是说，某种先天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西方就会发生科技革命。

回溯性成为一件事意义的逻辑顺序。而这就必然导致一种行为的结果和意义具有了公共性。毕竟，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过去，也就实际将一件事放置在了社会关系之中，我们的所有行为一定包含着公共框架下的要求。因此，一个人一系列的行为模式与做事方式，能够被别人总结，并且以此为依据做出展望，也就在情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规划”实际就是总结。之所以别人能够帮你引导未来，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强大的总结能力。

《视差之见》，作者: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译者: 季广茂，版本: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是能动的、自由的，似乎就建立在我们对过往公共经验的熟悉程度上。能够在社会秩序的因果链中越如鱼得水，也就代表一个人越“随心所欲不逾矩”。而这也是人生教练发挥作用的机制，他们实际成为了社会公共经验的化身。但齐泽克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由并不发生在对经验理解的层面，而在于选择层面。在《视差之见》中，他如此描述：

自由的空间并非第一层面的因果链中的神奇裂缝，而是我的能力——我能够回溯性地选择/决定何种原因将决定我的行为。就其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伦理”代表着承担这种责任的勇气。

这也就是说，人的能动性并非体现在多么精确地总结过往的行为模式，而是体现在能够自由选择如何链接自己的行为与公共经验的方式上。那么，人生教练在这里就体现了自己的局限。作为公共经验的化身，代替你行使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生引入最符合社会规则与秩序的一条道路上，以此换得迷茫的消除与焦虑的缓解。但这也恰恰表明了，人生所蕴含的由自己决定的其他可能性，也便消除了。这也是人生教练区别于心理咨询的地方——他不仅指明了过往，还代替你选择了未来。

与其选择人生教练，

不如选择人生训练

由此来看，人生教练在中国的出现，实际是时代背景下的心理与行动症候。一方面，我们身处极不确定的时代，面临自由主体的焦虑，不知道将自己的未来通向何方，于是需要一个替我们做选择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希望达到理想中的未来，但行动力上的不足，则又需要我们聘请一名监督员，为我们提供定心丸。到底要不要选择人生教练？好处当然是，在一个复杂的境遇中，他会给予你不可思议的心安；而代价则是，他让你失去了自由选择未来的机会。

当然，选择人生教练与否本身也是一种自由，就像人们如今越来越多选择稳定的“一眼望到头”的工作——一眼望到头，既是公共经验因果链最简单的表征，却也是放弃勇敢选择未来最直接的表现。如果硬要提出一些建议，不妨说，用“人生训练术”代替“人生教练”，实际是不错的折中方案。实际上，它是让我们做自己的人生教练，从中学习各种方法，既能提高我们对自身的要求，同时让我们对未来的选择更富勇气和底气。

Life Coaching: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英文版书封。

在Michael Neenan 与 Windy Dryden合著的《人生训练术：一种认知—行为的方法》（Life Coaching: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中，目录共分为十个章节，前九章分别介绍不同方面的方法，包括“处理麻烦的情绪”“创造问题vs解决问题”“克服拖延症”“时间管理”“毅力”“面对批评”“自信”“承担风险与做决定”“理解个人改变的过程”，最后一章则是“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并非易事，而完全做到9个方面，可能有些真正的人生教练也无法做到。但至少，任何一个方面的提高，都让我们屹立在时代风口，更接近齐泽克所说的那种“选择未来的勇气”。

人生教练带来的复杂感受，似乎与人们对待宗教等具有神秘色彩事物时的态度如出一辙。一方面，人们认为宗教是一种幻象，它成为了一种颠倒的世界，将人们希望在现实中看到的事物投射到天国之中。但另一方面，宗教也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它反映了现实的苦难，同时是现实苦难的抗议。从这个角度，人生教练同样也是如此的一体两面，它既是人们在面对当下时代焦虑与迷茫情绪下，希望逃离这种情绪的“未来代理商”，但同时，它也反映了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的不堪重负与对平稳、安定的渴望。人生教练的出现无疑折射了时代对每个人的要求，它要求每个人在生活中有着更强大的能力与底气，而这份底气的前提，则是对自己的努力“训练”。

本文参考资料：

1.Grant A M. The impact of life coaching on goal attainment, metacognition and mental health[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31(3): 253-263.

2.Gordon B. Spence & Anthony M. Grant (2007) Professional and peer life coach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goal striving and well-be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3, 185-194, DOI: 10.1080/17439760701228896

撰文/王楷文

编辑/张婷 王青

校对/薛京宁